来自山东淄博的肖月（化名）做了近一年女外卖骑手。此前，她在送餐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半月板旧伤复发，不得不停工两周，收入骤减。雪上加霜的是，因没有工伤保险，医疗费用只能由她自己承担。“怕受伤，怕被投诉扣钱”，道出了对职业风险的担忧和无奈。

广西某传媒公司女主播吕丽（化名）每天需完成固定直播时长，收入依赖观众打赏分成。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却通过《主播合作协议》严格规定考勤、罚款及竞业限制。一次因直播中看手机被停播后，吕丽陷入维权困境。虽然法院最终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这一事件让她深感主播群体面临的合同陷阱与保障缺失。

在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前夕，《法治日报》记者采访多名新业态女性劳动者发现，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外卖员、主播、网约车司机、健康照护师等新就业形态中出现越来越多女性的身影。然而，职业风险、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一群体。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智联招聘近日联合发布的《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显示，新型灵活就业的供需规模持续扩大，新一线城市成为新型灵活就业的“主战场”。知识服务、网络电商和媒体类等“基于云端”的技能型工种的求职者以女性居多，这些领域的女性比例均超过55%。

“当前我国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群体扩张迅速。女性在家政、护工等传统领域一直是就业主力，网约车、外卖骑手等原先以男性为主的新业态也开始出现更多女性身影，网络主播、自媒体、产品代理、在线设计、知识服务等行业从业者也以中青年女性为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华全国总工会理论与劳动关系智库专家吴文芳介绍说。

在她看来，新业态女性劳动者可能面临一些职业风险，比如性骚扰、心理健康、收入稳定性更差等。

“一些女性劳动者在家政、护工等行业面临性骚扰风险，目前对线上新业态女性劳动者进行网络性骚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此类行为较为隐蔽、不易取证、相应保护制度欠缺、维权十分困难。与此同时，受家庭责任等因素影响，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产生迷茫、焦虑等不良情绪。”吴文芳说，此外因社会角色冲突，女性更容易受家庭照顾责任影响，女性收入稳定性往往比男性要差些。

吴文芳认为，女性在新业态领域就业时可能更容易遭遇性别歧视或隐性壁垒，比如岗位机会不均等。女性受歧视包括女性因生理因素与家庭责任而受到的普遍歧视，也包括社会偏见对女性形成的行业排斥，普遍歧视可能发生在新业态就业的各行业各阶段。例如有女主播在招聘时曾被要求禁止婚育，男性护工往往比女性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服务报酬。行业排斥主要存在于网约车、外卖骑手等男性主导的新业态。

“此外，一些平台为节约算法调适成本，仍沿用男性训练数据训练出的劳动标准，如外卖算法的配送时间通常按照男性步长计算，平台评级排名与奖励规则也忽视女性的生理特征，女骑手、女司机在生理期等特殊时期的劳动能力，甚至日常户外劳动、如厕等方面，存在先天竞争劣势，这意味着女性总出勤时间和接单用量等劳动表现必然低于男性，进而影响女性从业者的评级、劳动机会与劳动报酬。这意味着女性外卖员、女司机等新业态女性劳动者不仅会在招聘时因社会观念而受到质疑，还可能受到派单歧视与价格歧视。”吴文芳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学基金会秘书长孙红也关注新业态女性劳动者这一群体。她认为，该群体还存在特殊的安全健康风险，如受生理特征影响，女性在特定时期身体比较脆弱，劳动能力会有所下降。我国劳动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已为女职工设置了劳动禁忌、劳动安全卫生等特殊保护措施，但这些既有的女性特殊保护制度难以覆盖到新业态女性劳动者。

“以生育保险为例，目前我国仍有许多地方的新业态女性劳动者无法参加生育保险，这对选择新业态就业的育龄女性而言是较大的保障缺口。”孙红说。

谁来托举新业态女性劳动者，为其搭建就业平台也是一个问题。孙红以健康照护师群体为例，目前健康照护师队伍尚不健全，但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众在居家养老时对这一群体有极大的需求，因此需要培训、吸引更多人加入，同时建立一个能将双方对接起来的平台，让百姓能找到她们，也让她们明确自己的就业出口。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为保障新业态女性劳动者权益，一些地方已进行了积极探索：福建省于2024年6月施行《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在全国率先针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作出规定，提供“两癌”筛查服务，还要求平台算法需考虑女性生理特点，保障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推出全国首个女性灵活就业保险“禅城灵姐·妈妈岗（港）保”，覆盖育婴师、主播等新业态，填补职业风险保障空白。四川省绵阳市律协女律师工作委员会组建了一支由52名女律师组成的法律维权服务团，其中有7名女律师受聘为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定期开展“妈妈赋能成长营”课程宣讲，从亲子教育到家庭关系经营，多维度关注新业态女性劳动者在家庭角色中的成长与发展。

受访专家指出，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既是社会公平的试金石，也是经济活力的催化剂。一些地方的政策创新正为这一群体撑起“保护伞”，但如何将试点经验推广全国，仍需政府、平台与社会的持续合力。比如利用社会保险法修订契机，将新业态女性劳动者参加生育、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等相关规范写入，从根本上解决参保法律机制建设问题。

“可参考女职工相关保护制度内容并结合新业态特点，探索包括劳动禁忌、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等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特殊保护制度。”吴文芳说，工会、妇联等组织也应该更有效地为新业态女性劳动者提供支持，比如工会可通过签订集体合同帮助弥补我国劳动法对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的保护盲区，为其提供特殊保护，还可创新组织形式，联合线上线下，以线下驿站、微信小程序、网络群聊等形式，搭建区域性、行业性互助服务网络，将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的特定需求纳入设计考虑，共享新业态就业信息，为女性提供相关就业培训与子女托育、心理健康、法律咨询等服务。

在孙红看来，解决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需加快完善适应平台经济和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相关社会保险制度体系，放宽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条件，进一步降低参保门槛。鼓励平台企业积极探索适合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的参保方式，如企业联合保险机构试点通过平台新业态女性劳动者商业养老保障、家庭医疗及意外保障等，由平台提供补贴支持以满足企业平台下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的多重保障需求。探索多元化政策宣传载体和方式，提高新业态女性劳动者的参保意识，让她们充分了解参保规则、参保方式以及能够享受的待遇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主任王天玉认为，相关平台可以把女性群体作为一个独立有保障需求的群体看待，在育儿和福利方面有更多投入。要引导技术向善，将女性的独立特点变为在平台上的竞争优势，如一些平台会为夜间女性乘客优先匹配女性司机，这是将性别劳动作为优点的案例。

“要让算法更有温度，向算法‘投喂’的内容很重要。人工智能的发展要调整技术参数，将女性作为独立群体给予精准劳动安排。”王天玉说。